赵昺知道中国人面对英雄，在不断的感动中，道德崇拜也往往升级。如果这种崇拜离开了本质，丧失了人性基本的理解和同情，就变成了道德绑架。有人觉得文天祥应该谴责弟弟们，可是相反他🌰并没有想人们希望的那样做，对此事表示了缄默，让有些人十分失望的同时，又对其进行谴责，作诗讥讽。
最后，赵昺拍板下旨革去文壁的功名，终生不得入仕了却此事。但是文天祥承受了很大的舆♭论压力和精神压力。如今铁手锄奸既有痛恨的成分在内，也有担心朝中有人再借此做文章，必定江⛆西是其家乡，所以矫枉过正将镇压行动扩大化。不过当下形势已变，其若仍然如此必然会导致不良后果。
“陛下之意臣明白，但是他们遗忘旧朝，甘心侍敌，却不敢愤而举义，实乃做了鞑子的顺民，🙙🔲我们岂能轻易饶过，陛下不要过于仁慈。”文天祥指指长堤🝝🌌♒内带着戏谑之意，看着座船狼狈的在狭🖙📂😆窄的水道中左右躲避的百姓道。
“文相，弱肉强食乃是天道，他们为了📌生存而不得不屈从，与那些食俸者又有不同，怎能同而待之！”赵昺有些🌎♩烦闷，这些士人整日劝自己要实🞍💺施仁政，可到了他们身上怎么就钻了牛角尖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但他还是得耐心的讲道理。
“吾看他们已然屈服，早已鞑子等同，心中早无君父社稷，否则为何笑看王师受辱而不自省。”文天祥仍然不忿🌎♩地道。
“文相所言不错，但也应理解，聚居于草市上的百姓多是升斗小民水上在讨生活，还有商家靠经营为生。现在两军交战，他们船不能入江，便没有收获，一家老小就难以维持生计。同样我军围城那些商家无法货物贩进，收购的也难以卖出。而此前虽受到鞑子欺压，却还能勉强果腹，可如今断了他们的生路，自然对我们不满♚🃦，才会有过激的行为。”赵昺知道呛着火说只能是更为激发文天祥的愤懑，将谈话引向极端，所以只能换个方式。
“陛下所言不错，当年临安陷落之日，城中百姓无不痛哭😸流泣，太后及先帝北狩之时，满城百姓出城十里相送。怎奈朝廷不存，那些小民又能如何？也只能忍受鞑子的欺压和盘剥，即便有心反抗，可与如狼似虎的敌军相比无异于以卵击石！”谢枋得叹口气言道。
“此言不虚，国破之前朝纲不振，奸臣当道，官员贪腐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而百姓辛苦一年竟难以果腹。此外兵丁如匪，沿😥🃝途强拉夫役，骚扰百姓，掳掠无所不为，甚至恶于鞑子，见王师如避瘟疫，举家出逃。有悍勇者结寨自保对抗官军，更有人见鞑子到来，强开城门，捆绑地方官员，迎鞑子入城……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！”谢翱皱皱眉痛心地道。
“君不仁，则民不爱。不该将这些过错一味📄😒的推到百姓身上……”赵昺叹口气道。
行朝在琼州逐渐稳固时，每每有官员往来于两岸，回来后赵昺为其江南形势，皆称沦陷区除了极少数甘心🕄附敌的叛臣、汉奸外，广大的农民、手工业者，士人及其🄚♲🌒他爱国人士，基于民族大义，为迎回皇帝恢复河山，纷纷自发或是有组织的投入抗蒙的斗争中，只要皇帝振臂一呼便会有万千百姓举义来投，王师所至箪食壶浆来迎。
一般这种话听得多了，难免会相信，但是赵昺却非那么好糊弄的，再者有事务局的探😥子们传回的真实情况，使他能够了解🁠到江南的真是情况。他以为沦陷区存在的民间社会与入侵者之间的关系，并非绝对黑白分明的汉族与异族入侵者的对立，而是具有📲🞱相当程度的暧昧性。百姓亦非界限分明的爱国与卖国，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的‘灰色地带’。
不过这种现象并非到琼州后才知道，而是早在由甲子镇赴琼的途中，攻克广州时就有所发现。当时这一地区已经两易其手，频繁的战争和掠💅夺让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。但是他发现泉州沦陷后，最先恢复的往往是商业，按说广州本就是以商业立城如此也并不奇怪。可赵昺发现如此现象并不仅是为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品的需求，而是当时经商已经成为很多人唯一的谋生手段。
战争造就了大批的无家可归者和失地的百姓及破产的手工业者。赵昺却在市场上看到的除了传统的贸易产品外，还有许多诸如衣服、被褥、布匹、餐具、家具、花瓶、铜器等等二手生活用品，不难想象其中会🆌🎉有少量的为生活所迫而出卖⛲的自家物品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来自双方士兵或暴徒劫掠而来。或许大多商贩只☠🀷🁘是为了生存被迫经销，但至少说明道德自律的传统已然崩溃。
在货源阻滞的现实面前与生存优先的法则下，对上述行为道🟣🟀🚅义层面的要求或许不宜过高，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😥🃝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，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。这足以说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，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，此亦表明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他们追逐利润的内心，与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📄😒、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，那么在帅府军退出广州后，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权，并立即着手对这里的国际🍣商贸活动进行恢复。为规范广州的商业活动以便收取税赋，元廷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行会，他们的行为按说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。